丑陋的中国人

    中国丑陋吗？——

    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柏杨《丑陋的中国》序言

    冯骥才

    与确实会擦肩而过，比如我和柏杨先生。龙腾小说 Ltxsfb.com

    一九八四年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对我发出邀请，据说与我一同赴美的是诗徐迟。同时还从台湾邀请了柏杨先生。但我突然出了点意外，没有去成，因之与这二位作家失之臂，并从此再没见过。生常常是一次错过便永远错过。

    转年聂华苓再发来邀请。令我惊讶的是，在我周游美国到各大学演讲之时，所碰到华几乎言必称柏杨。其缘故是一年他在荷华大学演讲的题目非常扎眼和刺耳：”丑陋的中国”。一个演讲惹起的波澜居然过了一年也未消去，而且有褒有贬，激烈犹新，可以想见柏杨先生发表这个演讲时，是怎样的振聋发聩，一石撩起千层！其实作家就该在褒贬之间才有价值。我找来柏杨先生的讲稿一看，更为一年的擦肩而过遗憾不已。其缘故，乃是当时我正在写《神鞭》和《三寸金莲》，思考的也是国民问题。

    国民是文化学最层的问题之一。国民所指是国民共有的文化心理。一种文化在们共同的心理中站住脚，就变得牢固且顽固了。心理往往是不自觉的，所以这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於作家来说，则是一种集体格。由於作家的天是批判的，这里所说的国民自然是国民的负面，即劣根。鲁迅先生的重要成就是对中国国民劣根的揭示；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所激烈批评的也是中国国民的负面。应该说，他们的方式皆非学者的方式，不是严谨而逻辑的理剖析，而是凭着作家的敏感与尖锐，随感式却一针见血地刺中国民格中的痼疾。鲁迅与柏杨的不同的是，鲁迅用这种国民集体格的元素塑造出中国小说物画廊中前所未有物形象——阿q，遂使这一物具有刻又独特的认识价值。当然，鲁迅先生也把这种国民批判写在他许多杂文中。柏杨则认为杂文更可以像”匕首一样”直问题的”心脏”——这也是他当年由小说创作转杂文写作的缘故。故而柏杨没有将国民写小说，而是通过杂文的笔法单刀直地一样样直了了地摆在世面前。他在写这些文字时，没有遮拦，实话实说，痛快犀利，不加任何修饰，像把一张亮光光的镜子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哪儿脏哪儿丑，想想该怎么办。

    被指出丑陋之处的滋味并不好受。这使我想起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廿世纪初西方的”传教士文学”——也就是那时到中国传教来的西方的教士所写的种种见闻与札记。传教士出於对异文化的好奇，热衷於对中国文化形态进行描述。在这之中，对中国国民的探索则是其中的热点。被传教士指出的中国的劣根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善意的批评，有文化误解，也有轻蔑和贬损；特别是后者，往往与西方殖民者傲慢的心态切切相关。由於们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那段被屈辱的历史记忆刻骨铭心，所以很少有直面这些出自西方笔下的批评。这种传教士文学倒是对西方自己影响得太太长，而且一成不变甚至成见地保持在他们的东方观中。这又是另一个需要思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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