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陌生人（韩少功文集）

    有些事如俗话说的：你越把它当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谓“”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算不上的专利，是一种遍及生物界的现象，一种使禽兽木生生不息的自然力。不，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现象，很可能也是一种物理现象，比如是电磁场中同相排斥异相吸引的常见景观，没有什么怪。谁会对好些哆哆嗦嗦窜的小铁屑赋予罪恶感或圣感呢？谁会对它们痛心疾首或含泪欢呼呢？事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种类同于氨基丙苯的化学物质，其中包括新肾上腺素、多胺，尤其是苯乙胺，在的身体内燃烧，使他们两颊绯红，呼吸急促，眼睛发亮，生殖器官充血和勃动，面对自己的对象晕晕脑地呆笑。他们这些哆哆嗦嗦的小铁屑在上帝眼里一次次实现着自然的预谋。

    问题当然没有如此简单。的漫化也是一笔文化遗产，始于裤子及文明对的禁忌，始于们对私有财产、家庭体制、力资源等务实需求。的漫化刚好是它被羞耻化和秘化之后一种必然的酿制和幻化，放出五彩十色的灵光，照亮了男和的双眸。直到这个世纪的一九六八年，时间已经很晚了，传统规范才受到最猛烈动摇。美国好莱坞首次实行电影分级制度，x级的色电影合法上映令正君子们目瞪呆。一个警察说，当时一个矮小的老太太如果想买一份《纽约时报》，就得爬过三排《x》杂志才能拿到。

    避孕术造成了与生殖分离的可能，使苯乙胺呼啸着从生殖义务中突围而去，旋起一场场快乐的风。其实，突围一直在进行，通与婚姻伴生，与贞节影随，而下流话历来是各民族语言中生气勃勃的野生物，通常在们最高兴或最痛苦的时候脱而出，泄露出感和思想中的基因。即使在礼教最为苛刻和严格的民族，们也可以从音乐、舞蹈、文学、服饰之类中辨出的诱惑，而一个个名目各异的民间节庆，常在道德和法律的默许之下，让漫调暖暖融融弥漫于月色火光之中，大多数都少不了自由男之间致盎然和味无穷的往和游戏，对歌，协舞，赠礼，追打笑闹，乃至幽会野合。这种节庆狂欢不拘礼法，作为礼法的休息，是文明禁忌对苯乙胺的短暂假释。

    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种种狂欢节是类亢奋的文化象征。民俗学家们直到现在也不难考察到那些狂欢节目中的遗痕。

    始于西方的解放，不过是把隐秘在狂欢节里的密码，译解成了宣言、游行、比基尼、国家法律、色杂志、教授的著作、换妻俱乐部等等，使之成为一种显学，堂而皇之进了类的理智层面。

    它会使每一天都成为狂欢节么？

    禁限是一种很有意味的东西。礼教从不禁限们大汗淋漓地为公众活和为政权牺牲，可见禁限之物总是们私心向往之物——否则就没有必要禁限。再往下说，禁限的心理效应往往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向往，使突禁限的冒险变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更加激动心。设想要是们以前从未设禁，可以像大街上握手一样随便，那也就索然无味，没有什么说了。

    因此，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聚了强大的纵欲势能，一旦社会管制稍有松懈，便洪流滚滚势不可挡地群“”激举国变“色”。文学也总是在蒙昧灾区成为一个隐的持久热点，成为很多正君子一种病态的津津乐道和没完没了的打听癖、窥视癖。道德以前太把它当回事，它就真成一回事了。纵欲作为对禁欲的补偿和报复，常常成为社会开放初期一种心理高烧。高烧者为了获得义理上的安全感，会要说出一些刻的话，让自己放心的话。他们中间的某些，如果吃饱喝足又有太多闲暇，如果他们本就缺乏热和能力关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难题，那么解放就是他们最高和最后的刻，是他们文化态度中唯一的激之源。他们几乎不了别的什么。

    这些作为礼教的倒影，同样是一种文化。他们的夸大其词，可能使刚有的坦诚失鲜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脏兮兮的让掉而去。他们用清教专制兑换享乐专制，轻率地把解放描绘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就像以前的伪道学把压抑说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他们解除了礼教强加于的种种罪恶意义之后，必须对强加上种种圣意义，不由分说地要别对他们的表示尊敬和高兴。他们指责那些没有步调一致来加大赛的是伪君子，是辫子军，是废物。这样做当然简单易行——“富贵生欲”这句民间大俗话一旦现代起来就成了装本。

    这些文学脱星或学术脱星，把上帝给穿的裤子脱了下来，然后要求们承认生殖器就是新任上帝，春宫画就是最流行的现代《圣经》。他们最痛恶圣徒但自己不能没有圣徒慷慨悲歌的面孔。

    这当然是有点东方特色的一种现代话，最容易在清教国家或后清教国家获得信徒们的喝彩。相反，在解放洪过去的地方，x级影院里通常旧而肮脏，只有寥落几个满身虱子和酒气的流汉昏昏瞌睡，不再被公众视为可以获得生启迪的圣殿。解放并没有降低都市男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并没有缓解“文明病”。作为最早的解放先锋，舞蹈家邓肯士后来也生活极其恶化，肥胖臃肿，经常酗酒，胡吵闹，不大像一个幸福的退休教母。及时行乐一旦失度，还可能稀释快乐的质量，毁灭家庭的安全，面临冷漠、厌倦、体弱、早衰、吸毒、艾滋病、变态、无家可归之类可能的苦果。如果有去红灯区宣言，说只要敢脱就获取了天堂场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苦恼，进而达到生幸福至境，这种经病肯定半个美元也赚不着。

    自由是一种风险投资。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开明，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的，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没法向礼教或社会当局赖账。我们可以为勇敢禁欢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别权。美国的一九六八并不是幸运保险单的号码。倒是禁者们揣着自己有限的苯乙胺，面对着前后两茫茫的自由，是不是要倒抽一冷气？

    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一个子找到了一个她的意中，如果受到对方婉言拒绝，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你太理智了，你不觉得理智是最可恶的东西，是最压抑的东西？世事无常，生命苦短，生能有几时醉？……

    这个子开导完了，出门碰到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如果被对方纠缠不休，就可能说出另外一些理论：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让我恶心，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

    这个子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只是根据况随时各派其用。你能说她是“理智派”还是“感派”？同样，如果她心的丈夫另有新欢，要抛弃她了，她可能大谈婚姻的圣；时隔不久如果是她瞄上了家的丈夫，婚姻的荒谬肯定就会脱而出。你能说她是卫道士还是第三者党？

    理论、观念、概念一类，一到实际生活中总是为利欲所用。尤其在最虚无又最实用的现代，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中间，理论通常只是某种利欲格局的体现，标示出理论者在这个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动态势。一般来说，每一个在这个利欲格局中都是强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个都万法皆备于我，都是潜在的理论全息体，从原则上说，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论的，是需要任何理论的。用这一种而不用那一种，基本上取决于利欲的牵引。但这决不妨碍对付格局中的其他方面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们及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面目。比如一个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里的保守派；一个下级面前的集权派，完全可能是上级面前的民主派。

    这种形难免使沮丧：你能打起来与这些堂而皇之的理论较个真吗？

    纵欲论在实际生活那里，通常是求术的演习，到时候与自述不幸、喟叹生、弄格言，请吃请喝、看手相、下跪、强迫等等手法合用，也有点像征服大战时的劝降书。若碰上恶心的纠缠者，他们东张西望决不会说得这么滔滔不绝。他们求难而拒易，习惯于珍视自己的欲望而漠视他的欲望，满脑子都是美事，因此较为偏好纵欲说。就像一些初商界的毛小子，只算收不算支出，怎么算都是赚大钱，不大准备产时的说辞和安身之处。

    他们中的一些通常不喜欢读书这一类累的活，瞟一瞟电视翻翻序跋当然也足够开侃。所以他们的宣言总是繁复而混，尤其不适宜有些呆来逐字逐句较真。比如他们好谈弗洛伊德，从他的“里比多”满足原理中来汲取自己偷的勇气，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正是这个弗洛伊德强调欲压抑才能产生心理能量的升华，才得以创造科学和艺术，使类脱离原始和物质的状态。他们也好谈罗兰·特、德里达以及后现代主义，用“延异”、“解构”、“颠覆”等等字眼来威慑听众，大力标榜自己的自然状态。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罗兰·特们的文化分析正是从“自然原态”下刀，其理论基点就是揭示“自然原态”的欺骗和虚妄，拒绝这一种统治类太久的话。一切都是文本，的一切都难逃文化浸染。他们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与传统的本主义和道主义割席，开始了天才的叛逆。用他们来伸张“自然原态”或“之本”，哪儿跟哪儿？

    有些从不注意弗洛伊德和罗兰·特的差别，不注意尼采和萨特的差别，不注意孔子和庄子的差别，最大的本领只是注意名和非名的差别，时髦与不时髦的差别。他们擅长把一切时髦术语搜罗起来，一脑儿地用上。就像一个乡下姑娘闯进大都市之后，把商店里一切好看的化妆品都抹在自己脸上。这倒是一种pstche——拼凑，杂拌，瞎搅和，颇有后现代风味，把一张五颜六色的脸作为时代标准像。

    一直有尝试办专供看的色杂志，但屡屡失败，顾客寥落。不能说男的身体天生丑陋不堪目，也不能说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冲礼教——某些西方子泳舞行都不怕了，还怕一本杂志么？这都不是原因，至少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个现象只是证明：身体不太被看重，没有出版商想象的那种诱惑力。对男体来者不拒，常常是男作家在通俗杂志里自我满足的夸张，是一种对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与男并不一样。

    有些专家一般地认为，男天生地有多恋倾向，天生地有独恋倾向，很多流行小册子都作如是说。多恋使想到兽，似乎男多兽，常常适合“兽发作”之类的描述。独恋使想到很多鸟，似乎多鸟，“小鸟依”之类的形容就顺理成章。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可靠。来自类进化的统一过程，不是另走捷径直接从天上飞临地面的鸟。进工业社会之后，如果让妻子少一点对丈夫的经济依附，多一点走出家门与更多异往的机会，她们也能朝秦暮楚地“小蜜”“小”起来，不会比男更呆。

    与男的不同，在于她们无论独恋还是多恋，只要不是卖笑卖身，对男的挑选还是要审慎得多，苛刻得多。大多男在寻找对象时重在外表姿色，尤其猎色过多时最害怕投感，对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缠绵只会使他们感到多余，琐屑，沉重，累，吃不消。但大多在寻找对象时重在内质，重在心智、能力、气度和品德——尽管不同文化态度的们标准不一，有些可能会追随时风，采用金钱、权势、学位之类简易尺度，但她们总是挑选尺度上的较高值，作为对男的要求，看重内质与其他没什么两样。俗话说“男子无丑相”，多把相貌作为次等要求，一心要寻求内质优秀的男来点燃自己的感。明白此理的男，在正常况下的求，总是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或是勇武，或是高尚，或是学贯中西，或是俏皮话满腹，如此等等，形成吸引，才能打动对方春心。经验每每证明，男子大多无亦可欲，较为容易亢奋。而一般只有在之光的抚照下，在意浓厚绪热烈之时，才能出现合中的高。

    从这一点来看，男活动可说是“色欲主导”型，活动可说是“恋主导”型。男重“欲”，嫖娼就不足为怪。重“”，即便养面首也多是或准——在武则天、叶卡捷琳娜一类宫廷“妖”的传说中，也总有意绵绵甚至感天动地的节，不似红灯区里的换那么简单。男子的同恋，多半有体关系。而子的同恋，多半只有感。男子的征婚广告，常常会夸示自己的责任感和能力（以财产、学历等等为证），并常常自诩“酷文学和音乐”——他们知道需要什么。子的征婚手段，常常是一张悦目的艳照足矣——她们知道男需要什么。

    这并非说都是柏拉图，尤其一些风尘子被金钱或权势所迷，其市场业务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主导”也当然不是全部。子的色欲也能强旺（多在青年以后），不过那种色欲往往是对恋的确证和庆祝，是恋的物化仪式。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恋（多在中年以前），不过那种恋往往是色欲的铺垫或余韵，是色欲的留影。丰繁复杂的文化积存，当然会改写很多的本，造成很多异变。一部两互相渗透互相塑造的长长历史中，男都可能会演变为对方的作品。两冲突有时发生在两之间，有时也可以发生在一个身上——这需要我们在讨论时留有余地，不可滥用标签。

    男文化一直力图把塑造得感官化和媚化。子无才便是德，但三围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马虎，要秀色可餐妩媚动甚至有些——众多电影、小说、广告、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子本不愿意妖媚的，是为了男才学习妖媚的，搔首弄姿卖弄风，不免显得有些装模作样。文化则一直力图把男塑得道德化和英雄化。坐怀不真君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德才兼备建功立业而且不弃糟糠——众多电影、小说、广告、男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男子本不愿意当英雄的，是为了才争做英雄的，他们作沉态作悲壮态作豪爽态的时候，不免也有些显得装模作样。

    装模作样，证明了这种形象的后天和为。只是习惯可成自然，经验可变本能，时间长了，有些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多姿多彩，对装模作样不会过多挑剔。

    黑格尔认为，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相对于男的体弱状态，决定了道德的别。在以前，承担道德使命的文化多少都有一点化的文弱，艺术和美都有的别名。曹雪芹写《红楼梦》，认为是水，男是泥，污浊的泥。川端康成坚决认为只有三种才有美：少、孩子以及垂死的男——后两者意指男只有在无状态下才可能美好。与其说他们代表了东方男权社会的文化反省，毋宁说他们体现了当时弱者的道德战略，在文学中获得了战果。

    工业和民主提供了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连在军事这种从来最难涉足的禁区，也开始让刮目相看——海湾战争后一次次美国的模拟电子对抗战中，心灵手巧的队也多次战胜男队。这正是进一步要求自尊的资本，进一步争取自主自由的前提。

    怪的是，她们的呼声一开始就被男借用和改造，最后几乎完全湮灭。旧道德的解除，似乎仅仅只是让更加色欲化，更加玩物化，更加为迎合男而费尽心机。假胸假是为了给男看的；耍小子或故意痛恨算术公式以及认错国家首脑，是为了成为男“可的小东西”和“小傻瓜”；商业广告教导如何更有味：“让你具有贵妃风采”，“摇动男心旌的魔水”，“有它在手所向无敌”，如此等等。要按流行歌词的指导学会忍受孤寂，接受粗，被抛弃后也无悔无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骗我，也让我享受这短暂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这样为编出来的。

    相反，英雄主义正在这个时代褪色，忠诚和真理成了过时的笑料，山盟海誓天长地久只不过是电视剧里假惺惺的演出，与卧室里的结局根本不一样。除了诅咒几句“男子汉死绝了”之外，对此毫无办法。有些权主义者不得不愤愤指责，工业只是使这个社会的男权中心更加巩固，金钱和权利仍然掌握在男手里，男话语君临一切，心理仍然处于匿名状态，很难进传媒。就像这个社会穷是多数，但们能听到多少穷的声音？

    对这些现象做出价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谓解放非但没有缓释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使危机更加重，或者说是使本就重的危机露得更加充分。在寻找英雄，即便唾弃良家的身份，也未尝不暗想有朝一扮演红知己，但越来越多的物质化男，充当英雄已力不从心，哪怕虎背熊腰其外，却有肠小肚在内，不免令失望。招致“负心汉”、“小男”、“禽兽”之类的指责，就是常见的结果。男在寻找媚，但越来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来的化，不愿接受简单的泄欲，高学历子更易有视媚为俗的心理逆反，事事要一嘴，事事要占个强，以刀马旦风格南征北战，也难免令男烦恼，总是受到“冷感”、“寡欲”、“没味”之类的埋怨。影视剧里越来越多呵恋呵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两反倒越来越难以协调，越来越难以满足异的期待。

    的恋解放在影视剧里，男的色欲解放在床上。两种解放的目标错位，往几天或几周之后，就发现我们全都互相扑空。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表达了一种欲分离观：男主公与数不胜数的及时行乐，但并不妨碍他对主公有忠实的（只是需要对忠实重新定义）。对于前者，他只是有“珍收藏家”的好，对于后者，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当然就好了。问题是昆德拉笔下的主公不能接受，对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对于多数来说，恰恰不是要求与欲分离，而是要求与欲的更加统一。她们的反叛，常常是力图冲决没有的婚姻，抗拒某些金钱和权势的合法强，像英国作家劳伦斯《查泰莱夫的》中的主公。她们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别彻底，不像男子还可以维持体的敷衍。她们把解放视为欲对的追踪，要把做成抒诗，而与此同时的众多男，则把解放视为欲对的逃离，想把做成品种繁多的快食品，像速溶咖啡或方便面一样立等可取，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可以把事搞定。

    解放运动一开始就这样充满着相互误会。

    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诗或者抒的快食品么？像其他有些作家一样，他也只能对此沉默不语或含糊其辞，有时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灾祸之类的惊险节，使冲突看似有个过得去的结局，让事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收场。有些劲十足的叛逆者一旦真实，就惶恐不安地发出“我想有个家”之类的悲音，含泪回望他们一度恶痛绝的旧式婚姻，只要有个避风港可去，不管是否虚伪，是否压抑，是否麻木呆滞也顾不得了。从放纵无忌出发，以苟且凑合告终。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在感益稀薄的世纪末踽踽独行，越来越多抱怨，越来越习惯在电视机前拉长着脸，昏昏度。这些孤独的群，不际时感到孤独，际时感到更孤独，对生活的镇痛效应越来越低。是自己的病越来越重呢，还是药质越来越差呢？他们不知道。他们下班后回到独居的公寓，常常感到自己身处巨大监狱里的单囚室。

    最后，同恋就是对这种孤独一种畸变的安慰。与生理的同恋不同，文化的同恋是社会制度和社会风尚的产物——它意味着这个世界的盛夏一晃而过，寒冷的冬天已经来临。

    在的问题上，为什么多有不同于男的态度？其原因在于意？在于染色体的特殊配置？或在于别的什么？也许并非天然的良种。哺育孩子的天职，使她们产生了对家庭、责任心、利他行为的渴求，那么一旦未来的科学使生育转为试管和生物工厂的常规业务之后，是否也会断然抛弃这个古老的东西？如果说是社会生存中的弱者状态，使她们自然而然要用来网结自己的安全掩体，那么随着更多强夺走社会治权，她们的需求是否会逐步减退，并且最终把这个累心的活甩给男们去？

    多少年来，大多隐在历史暗处，大脑并不长于形而上但心灵特别长于而上。她们远离政坛商界的严酷战场（在这一点上也许该感谢男），得以悠闲游赏于自己的感家园。她们被男目光改造得妩媚之后（在这一点上也许该再感谢男），一心把美貌托付给美德。她们常常没有成太多的大事，但她们用眼风、笑靥、唠叨及体态的线条，滋养了什么都能的男。她们创立的“”这门学科，常常成为千万英雄真正的造就者，成为道义和智慧的源泉，成为一幕幕历史壮剧的匿名导演。她们做的事很简单，无需政权无需信用卡也无需冲锋枪，她们只需把那些内质恶劣的男排除在自己的选择目光之外，这种淘汰就会驱动欲力的转化和升华，驱使整个社会克己节欲和奋发图强，科学和艺术事业得到发展并且多一些义。她们被男改造出来以后反过来改造男自己。她们似乎一直在作一个极其困难的实验：在诱惑男的同时又给男文化去势。诱惑是为了得到对方，去势则是为了永久得到对方——更重要的是，使对方值得自己得到，成为一个在灿烂霞光里凯旋的圣骑士，成为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最重要的消费品，是对那些文治武功战天斗地出生死的男们最为昂贵的定索礼。

    在这里，“”这个词已很大程度上与“灵”或“”的词义重叠。在的问题上，历史似乎让灵或更多地向汇集，作为对弱者的某种补偿。因此，权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心界对物界的征服，对体的抗争，对色欲的平衡——一切对物欲化生的拒绝，无论出自男，都是这场运动的体现。至于它的别，只能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标签。它的胜利也决不仅仅取决于的努力，更不取决于某些词不达意胡做秀的权闹腾。

    在上天的安排之下获得了快感，获得了对生命的鼓励和乐观启示，获得了两之间甜蜜的整合。上帝也安排了两之间不同理想的尖锐冲突，如经纬织出了的窘境。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费赞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标但要求们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说，电磁场上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为了得到的美好，还须一次次穿越两相对视之间的漫漫长途。

    既不可能完全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两极之间巨大的张力中燃烧和舞蹈。“趋上”的时风，经常会养育一些功成名就律身苛严的君子淑；“趋下”的时风，会播种一些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子。他们通常从两个不同的极端，都感受到阳痿、冷等等病变，陷体退化和自然力衰竭的苦恼。这些灭种的警报总是成为时风求变的某种生理潜因，显示出文化改变自然的大限。

    简单地指责式的而上或者男式的而下，都是没有意义的，消除它们更是困难——至少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方面尚未提供终极解决。有意义的首先是揭示出有些对这种现状的盲目和束手无策，少一些无视窘境的欺骗。这是解放的真正起点。

    解放者最大的敌是自己，是特别乐意对自己进行的欺骗——这些欺骗在当代像可可乐一样廉价和畅销，闪耀着诱光芒。

    1993年8月

    *最初发表于1994年《读书》杂志，后收随笔集《而上的迷失》，已译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