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陌生人（韩少功文集）

    很长一段时间里，“道德”一词似已不合时宜，遇到实在不好回避的时候，以“文化”或“心理”来含糊其辞，便是时下很多理论家的行规。在他们看来，道德是一件锈痕斑驳的旧物，一张过于严肃的面孔，只能使联想到赎罪门槛、贞节牌坊、督战队的枪、批斗会上事关几颗土豆的狂怒声。因此，道德无异于压迫的苛税与酷刑，“文以载道”之类纯属胡扯。与之相反，文学告别道德，加上哲学、史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纷纷感零度地nohert（无心肝），才是现代自由解放的正途。

    柏拉图书里就出现过“强者无需道德（语出《理想国》）”一语。现代应该永远是强者吧？永远在自由竞争中胜券在握吧？现代似乎永远不会衰老、不会病倒、不会被抛弃、不会受欺压而且是终身持卡定座。因此谁在现代面前说教道德，那他不是伪君子，就是经病，甚至是恐怖主义嫌犯，应立即拿下并向公众举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针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舆论围剿，不就在中国不少官方报刊上热闹一时？

    怪的是，这种“去道德化”大之后，道德指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成了流行水。道德并没有退役，不过是悄悄换岗，比如解脱了自我却仍在严管他，特别是敌。美国白宫创造的“邪恶国家”概念，就出自一种主教的吻，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很多过来把“文革”总结为“疯狂十年”，更是摆出了审判者和小羔羊的姿态，不但把政治问题道德化，而且将道德问题黑箱化。在他们看来，邪恶者和疯狂者，一群魔而已，天生为恶和一心作恶之徒而已，不是什么理的常。如果把他们视为常，视为我们可能的邻居、亲友乃至自己，同样施以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条件分析和原因梳理，那几乎是令惊骇的无耻辩护，让正君子无法容忍。在这里，“去道德化”遭遇禁行，在现实和历史的重大事务面前失效——哪怕它正广泛运用于对贪欲、诈骗、吸毒、变态、杀狂的行为分析，让文科才子们忙个不停。在一种双重标准下，“邪恶国家”和“疯狂十年”（——更不要说希特勒）这一类议题似乎必须道德化，甚至极端道德化。很多相信：把敌妖魔化就是批判的前提，甚至就是够劲儿的批判本身。

    这种看似省事和快意的水是否伏下了危险？是否会使我们的批判变得空、混、粗糙、弱智从而失去真正的力量？倒越来越像“邪恶国家”和“疯狂十年”那里不时耳的嘶吼？

    敌是一回事，主顾当然是另一回事。当很多理论家面对权力、资本以及媒体受众，话不要说得太刺耳，就是必要的服务规则了。道德问题被软化为文化学或心理学的问题，绕开了善恶这种痛点以及责任这种难事；如果可能的话，不妨进一步纳医学事务，从而让烦心事统统躺病床去接受仁慈的治疗。一个美国曾告诉我：在他们那里，一个阔太太如果也想要个文凭，最常见的就是心理学文凭了。心理门诊正成为火产业，几乎接管了此前牧师和政委的职能，正在流行“商”或“逆商”一类时鲜话题，通常是大众不大明白的话题。

    据说中国未成年的障碍患病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一点六至百分之三十二（二八年十月七《文汇报》），而最近十二年里，中国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者数分别翻了一番多和近一番（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文汇报》）。如此惊趋势面前，们不大去追究这后面的层原因，比方说分析一下，“商”或“逆商”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多少病属实如常，而另一些不过是“社会病”，是制度扭曲、文化误导、道德定力丧失的病理表现。病似乎只能这样处理：道德已让难以启齿，社会什么的又庞大和复杂得让望而却步，那么在一个高技术时代，让现代的牧师和政委都穿上白大褂，开一点药方，摆弄一些仪表，也许更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当然也更让不少当权大物宽心：他们是很关你们的，但他们毕竟不是医生，因此对你们的抑郁、焦虑、狂躁、强迫、自闭之类无权预，对写字楼综合征、中年综合征、电脑综合征、长假综合征、手机依赖综合征、移民综合征、注意力缺乏综合征、阿斯伯格综合征等等莫能助。你们是病，对不起，请为自己的病付费。

    并非二十四小时内的一切都相关道德，都需要拉长一张脸来讨论。很多牧师和政委架上道德有色眼镜，其越位和专制不但无助于新民，反而构成了社会生活中腐败和混的一部分，也一直在诱发“去道德化”的民意反弹。对同恋的歧视，把心理甚至生理差异当作正邪之争，就是历史上众多假案之一例。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不过，颁布大赦，取消道德戒严，广泛解放异端，让很多无辜或大体无辜的同恋者、堕胎者、抹红者、语多怪诞者、离婚再嫁者、非礼犯上者、斗走狗者、当众响亮打嗝者或喝汤者都享受自由阳光，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不再有恶，不意味着所有的事故都像小肠炎，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只有物质化、技术化、医案化的解决之法。最近，已有专家在研究“道德的基因密码”，宣称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个品德是由基因决定（二一年六月十四俄罗斯《火星》周刊），又宣称懒惰完全可以用基因药物治愈（二一年九月四英国《每快报》），更有专家宣称政治信仰一半以上取决于的遗传基因（二一年《美国心理学家》杂志）。如果让上述文章中那些英国、俄国、美国、瑞典、以色列研究下去，我们也许还能发现极权主义的单细胞，或民主主义的经元？能发明让一吃就忠诚的药丸，一打就勇敢的针剂，一练就慷慨的气功，一就热万丈的生物芯片？能发明克服华尔街贪欲之患的化学方程式？……即便这些研究不无道理，与古代术士们对血型、体、面相、骨骼的生解读不可同而语，但们仍有理由怀疑：无论科技发展到哪一步，实验室都无法冒充上帝。

    否则，制毒犯也可获一小份科技进步奖了——他们也是一伙发明家，也是一些现代术士，也在寻找快乐和幸福的秘方，只是苦于项目经费不足，技术进步不够，药物的毒副作用未获足够的控制，可卡因和k就过早推向了市场。

    事是这样吗？

    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是义与利的关系。其实，义也是利，没有那么虚玄，不过是受惠范围稍大的利。弟弟帮哥哥与邻居打架，在邻居看来是争利，在老哥看来是可歌可泣的仗义。民族冲突时的举国奋争，对国族之外是争利，在国族之内是慷慨悲歌的举义。义与利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事，只是取决于不同的观察视角。

    一个高尚者还可能大无疆，及类之外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整个银河星系，把小资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从另一角度看，如此大其实也是放大了的自利，无非是把天下万物视为类家园，打理家园是确保主的安乐。如果有到了这种地步：主张类都死光算了，以此阻止海王星地质结构恶化，那他肯定被视为经病，比邪教还邪教，其高尚一文不值且不可思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其实很世俗，充满间烟火味，不过是一种福利分配方案，一种让更多活下去或活得好的较大方案。一个有饭吃了，也让父母吃一，也让儿吃一，就算得上一位符合最低纲领的道德义士——虽然在一个网络、飞机、比基尼、语言哲学、联合国维和警察所组成的时代，并非每个都能做好这一点。

    作为历史上宏伟的道德工程之一，犹太—基督教曾提了最为普惠的福利分配方案。“你的邻居！”《旧约》这样训喻。耶和华在《以赛亚书》里把“穷”视若宠儿，一心让陌生受到欢迎，让饥民吃饱肚子。他在同一本书里还讨厌燔祭和集会，却要求信奉者“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者，给孤儿伸冤，为寡辨屈”。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也强调：“世上的，选择了最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种视天下受苦为自家骨的怀，以及相应的慈善制度，既是一种伦理，差不多也是一种政纲。这与儒家常有的圣王一体，与亚里士多德将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都甚为接近；与后来某些宗教更醉心于永恒（道教）、智慧（佛教）、成功（福音派）等等，则形成了侧重点的差别。

    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也不乏西哲的同道。《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称“王者以民为天”。《左传》称“夫民，之主也”。而《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也明显含有关切民众的天道观。稍有区别的是，中国先贤们不语“怪力”，不大习惯格化、传化、话化的赎救故事，因此最终没有走向学。虽然也有“不愧屋漏”或“举明”（见《诗经》等）之类玄语，但对们顶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语焉不详，或搁置不论。在这里，如果说西方的“天赋权”具有学背景，是宗教化的；中国的“奉民若天”则是玄学话语，具有半宗教、软宗教的品格。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置最广大民群众的利益于道德核心，其“上帝”也好，“天道”也好，与“民”均为一体两面，不过是道德的学符号或玄学符号，是工程的形象标识，一种方便于流传和教化的代指。

    想想看，在没有现代科学和教育普及的时代，他们的大众传播事业又能有什么招？

    “上帝死了”，是尼采在十九世纪的判断。但上帝这一符号所聚含的民怀，在学动摇之后并未立即断流，而是进一种隐形的延续。如果们注意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出自僧侣群体，然后从卢梭的“公民宗教”中体会出宗教的世俗化转向，再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听到“天国”的意味，从“无产阶级”礼赞中读到“弥赛亚”“特选子民”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蓝图，嗅出教堂里平均分配的面包香和菜汤香，嗅出土地和商社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这与毛泽东强调“为民服务”，宣称“这个上帝不是别，就是全中国的民大众”（见《毛泽东选集》），同样具有历史——毛及其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这一古老道统的现代传。

    这样，尼采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只死了一半。换句话说，只要“民”未死，只要“民”、“穷”、“无产者”这些概念还闪耀圣光辉，世界上就仍有潜在的大价值和大理想，传统道德就保住了基本盘，至多是改换了一下包装，比方由一种前科学的“上帝”或“天道”，通过一系列语词转换，蜕变为后学或后玄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共产主义早期事业一直是充满道德激、甚至是宗教感的，曾展现出一幅幅圣战的图景。团结起来投“最后的斗争”，《国际歌》里的这一句相当于《圣经》stdy（最后的子），迸放着大同世界已近在咫尺的感觉，苦难史将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很多后难以想象的那些赴汤蹈火、舍身就义、出生死、同甘共苦、先后己、道不拾遗，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是一两代骨的亲历记忆。他们内心中燃烧的道德理想，来自几千年历史处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丰镐和洛邑，曾经一度沉寂和蓄藏，但凭借现代对理和科学的自信，居然复活为一种政治狂飙，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呼啸了百多年，大概是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问题是“民”是否也会走下坛？或者说，民之死是否才是上帝之死的最终完成？或者说，民之死是否才是福柯“之死（mnd）”一语所不曾揭和说透的最重要真相？冷战结束，标举“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挫，柏林墙后面的残、虚伪、贫穷、混等内震惊世，使十九世纪以来流行的“民”、“民”、“民民主”一类词蒙上影——上帝的红色代用品开始贬值。“为民服务”变成“为民币服务”，是后来的一种粗俗说法。温雅的理论家们却也有权质疑“民”这种大词，这种整体、本质、圣、政治的概念，是否真有依据？就拿工阶级来说，家居别墅的高级技工与出棚户的码苦力是一回事？摩门教的银行金领与什叶派的山区工很像同一个“阶级”？特别在革命退之后，当行业冲突、地区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升温，工与工之间几乎可以不共戴天。一旦遇上全球化，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富得一个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穷得不一个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无国界地发财，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国界地打工；于是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工会组织，更容易为争夺饭碗而怒目相向，隔空战，成为国际对抗的重要推手。在这种况下，你说的“民”、“穷”、“无产者”到底是哪一伙或者是哪几伙？前不久，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遭遇一次尴尬：他力主向大矿业主加税，相信这种保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义举，肯定获得选民的支持。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恰好是选民通过民调结果把他哄下了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中下层士即便不靠矿业取薪，也通过票等等与大矿业主发生了利益关联，或通过媒体鼓动与大矿业主发生了虚幻的利益关联，足以使工党的传统政治算式出错。

    “民”正在被“民”、“基民”、“彩民”、“纳税”、“消费群体”、“劳力资源”、“利益关联圈”等概念取代。除了战争或灾害等特殊时期，在一个过分崇拜私有化、市场化、金钱化的竞争社会，群体不过是沙化个体的临时相加和局部聚合。换句话说，民已经开始解体。特别是对于文工作者来说，这些越来越丧失群体感、共同目标、利益共享机制的民也大大变质，迥异于启蒙和革命小说里的形象，比方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形象。你不得不承认：在眼下，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比理外更火。地摊上的色和力比经典作品更畅销。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不知是大众文化给大众洗了脑，还是大众使大众文化失了身，用遥控器一路按下去，很少有几个电视台不在油腔滑调、胡言语、拜金纵欲、附势趋炎，靠文化露癖打天下。在所谓民付出的民币面前，在收视率、票房额、排行榜、气指数的压力之下，文化的总体品质一步步下行，正在与“芙蓉姐姐”（中国）或“脱衣大赛”（本）拉近距离。身逢此时，一个心理脆弱的文化英，夹着两本哲学或艺术史，看到贫民区里太多挺着大肚腩、说着粗痞话、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八卦新闻、随时可能犯罪和吸毒的冷漠男，联想到苏格拉底是再自然不过的：如果赋予民众司法权，一阵广场上的吆喝之下，哲们都会小命不保吧？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上帝死了，是一个现代的事件。

    民死了，是一个后现代的事件。

    至少对很多来说是这样。

    上帝退场以后仍然不乏道德支撑。比如有一种低阶道德，即以私利为出发点的道德布局，意在维持公共生活的安全运转，使无家可归的心灵暂得栖居。商们和长官们不是愤青，不会永远把“自我”或者“叛逆”当饭吃。相反，他们必须际和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能没有社会视野和声誉意识，因此会把公共关系做得十分温馨，把合作共赢讲得十分动，甚至在环保、慈善等方面一掷千金，成为频频出镜的心模范，不时在色小散文或烫金大宝典那里想象自己的格增高术——可见道德还是见的可心之物。应运而生的大众文化明星或民间婆巫汉，也会热推出“心灵汤（包括心灵野汤）”，炖上四书五经或雷公电母，说不定再加一点好莱坞温大片的甜料，让们喝得浑身冒汗气血通畅茅塞顿开，明白利他才能利己的大道理，差不多是吃小亏才能占大便宜的算计——也可以说是理。

    不否定自私，但自私必须君子化。不否定贪欲，但贪欲必须绅士化。理的个主义，或者说可持续、更有效、特文明的高级个主义，就是善于易和互惠的无利不起早。这有什么不好吗？考虑到“上帝”和“民”的联手远去，放低一点身段，把减法做成了加法，把道义从目的变为手段，不也能及时给社会补充温暖，不也能缓释一些社会矛盾，而且是一种最便于民众接受的心理疏导？当一些士因此而慈眉善目，和颜悦色，道德发能力大增，包括对小天鹅献诗或对小兰花音乐慰问，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动。起码一条，相对于流氓和酷吏的耍横，相对于很多文化英在道德问题上的逃离弃守和自废武功，包括后现代主义才子们追求的秘化（诗化哲学）、碎片化（文化研究）、技术化（语言分析）、虚无化（解构主义）等，文化明星与汉巫婆还算务实有为，至少是差强意的替补吧。他们多拿几个钱于理不亏。

    很多高薪的才子并没有成天闲着。他们对道德的失语，其实出自一种真实的苦恼——或者说更多是逻辑和义理上的苦恼。说善心不一定出善行，这当然很对。说善行不一定结善果，这当然也很对。说恶是文明动力，说道德的历史化演变，再说到善恶相生和善恶难辨因此道德无定规，这在某一角度和某一层面来看，无疑更是大智慧，比“心灵汤”更有学术含量和英品位（坦白地说，我也受益不少）。不过，用诗化哲学、文化研究、语言分析、解构主义等等把道德讨论搅成一盆糨糊以后，才子们总还是要走出书房的，还是要吃饭穿衣的。书房里的驰万里，无法代替现实生存的每分每秒。比方说，一位才子喝下毒，会觉得这是善还是恶？会不会把毒照例解构成好？会不会把写论文然后宣称道德仍是假命题？会不会重申幸福不过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意见和叙事法，因此喝下毒也同样可以怡然自得？……书本上被他们争相禁用的二元独断论，在此时此刻却变得无法回避。套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

    喝，还是不喝，是一个问题。

    生气，还是不生气，是后现代主义无法绕过的学术大考。

    独断论确实应予慎用。间事千差万别，一把非此即彼的二元尺子显然量不过来。稍有生活经验的都知道，面子对有些而言是利益，对另一些而言不是利益。响乐是有些生命的所在，在另一些那里却不值一提。由己推不等于认可一厢愿，有些对宗教徒的关怀也实属形善实恶：把寺庙改成超市，说面纱不如露背装，强迫斋戒者赴饕餮大宴，都可能引起强烈仇恨，构成文化误解的重大事故。在特定况下，有些还完全可以把豪宅当作地狱，把自由视为灾难，把士优先看成男霸权的谋……但是，无论利益可以怎样多样化、主观化以及感觉化，无论文化可以怎样五花八门千百怪，只要还是，还需要基本的生存权和尊严权，酷刑和饿毙在任何语境里也不会成为美事，鲁迅笔下的阿q把挨打当胜利，也永远不会有合法。这就是说，“由己推”向文化的多样开放，却向自然的同一聚结；向善行方式的多样开放，却向善愿动力的同一聚结——多样中寓含着同一。对当代哲学为不满的法国阿兰·丢（bdou），将这种道德必不可少的普世标准和客观通则，称之为“一个做出决定的固定点”和“无条件的原则”（见《哲学与欲望》）。他必定痛切地知道：离开了这一点，世界上的所有利他行为统统失去前提，于是任何仁慈都涉嫌强加于的胡来，而任何卑劣也都疑似不无可能的恩惠。同样，离开了这一点，本能的恻隐，宗教的信仰，理规划和统计的公益，都成了无事生非。

    事若真到了这种糨糊状态，毒也就不妨亦善亦恶了——不过这就是某些哲学书中要的事？就是他们忙着戴方帽、写专著、大皱眉的职责所系？就是他们飞来飞去衣冠楚楚投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评审会的专业成果？他们专司“差异”擅长“多元”，发誓要与普遍、本质、客观过不去，诚然出了一些漂亮活，包括冲着各种意识形态一路下来去魅毁。但如果他们从过敏和多疑滑向道德虚无论，在一袋毒面前居然不敢生气，或生气之前必先冻结满脑子学术，那么这些限于书房专用的宝贝，离社会现实也实在太远。学术的好处，一定是使问题更容易发现和解决，而不是使问题更难于发现和解决；一定是使更善于行动，而不使在行动时更迟钝、更累赘、更茫然、更心虚胆怯，否则就只能活活印证“多方丧生”这一中国成语了：理论家的药方太多，无一不是妙方，最终倒让患者无所适从，只能眼睁睁地死去。

    不用说，现代主流哲学自己倒是应接受重症监护了。

    一种低阶、低调、低难度的道德，或者说以私利为圆心的关切半径，往往是承平之世的寻常，不见得是坏事。俗话说，世出英雄，国家不幸英雄幸，这已经道出了历史真相：崇高英雄辈出之，一定是天灾、战祸、社会危机重之时，必有饿殍遍地、血流成河、官贪匪悍、山河碎的惨状，有民群众承担的巨大代价。当年耶稣肯定面对过这样的景，肯定经历太多煎熬，才走上了政治犯和布道者的长途——这种履历几乎用不着去考证。大勇，大智，大悲，大美，不过是危机社会的自我修补手段。耶稣（以及准耶稣们）只可能是苦难的产物，就像医生只可能是病患的产物，医术之高与病例之多往往成正比。

    为了培养名医，不惜让更多患病，这是否有些残忍？为了唤回小说和电影里的崇高，暗暗希望社会早点溃和多点溃，是否纯属缺德？与其这样，们倒不妨庆幸一下英雄稀缺的时代了。就总体而言，英雄的职能就是要打造安康；然而社会安康总是会令遗憾地造成社会平庸——这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我们没法让丰衣足食甚至灯红酒绿的男天天绷紧英雄的经，争相申请去卧薪尝胆，过上英雄们赢来的好子又心怀惭愧地拒绝这种子，享受英雄们缔造的安乐又百般厌恶地诅咒这种安乐。这与寒带居民大举栽培热带植物，几乎是同样困难，也不大合乎理。

    至于下面的话，当然是可说也可不说的：事当然不会止于平庸。如果没有遇上迹天佑，平庸将几无例外地滋生和加剧危机，而危机无可避免地将再次批量造就英雄……如此西西里弗似的循环故事不免乏味。

    高级的个主义，差不多是初级的群体主义——两相集不易区分的状态，不仅是承平之世的寻常，对于中国来说还有熟悉之便。这话的意思是：源自雅典和耶路撒冷的道德是理想化、法理化、均等化的，不则已，一便遍及陌生，就可远渡重洋千辛万苦地去异国他乡济困扶危。lsm，欧式理想主义或者说理念主义，常伴随这种刚划一的行事风格。这种，接近中国古代墨家的“兼”，是儒家颇有保留的高调伦理。与此相区别，中国古大多习惯于社会的“差序格局”（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分亲疏，别远近，划等级，是一种重现实、重、重差序的，其道德半径由多个同心圆组成，波纹式地渐次推广和渐次酌减（后一点小声说说也罢）。《孟子》称：“墨氏兼，是无父也”（见《滕文公下》）。还指出：如果同屋斗殴，你应该去制止，即便弄得披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散发衣冠不整地去预，那就是个糊涂了。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见《离娄下》）。后若要理解何谓“差序格局”，不妨注意一下这个小故事。

    中国谙或说之常，因此一般不习惯走极端。除非特殊的况，儒家说“成己成物”，佛家说“自渡渡他”，常常是公中有私，群中有己，有随机进退的弹，讲一份圆融和若分寸，既少见“你的敌”（基督教名言）那种高强度博，也没有“他即地狱”（存在主义名言）那种绝对化孤怨，避免了西方式的心理宽幅震。这一种“中和之道”相对缺少激，不怎么亮眼和传，却有一种多功能：往正面说是较为经久耐用，总是给际往留几分暖色；往负面说却是便于各取所需，很容易成为苟且营私的伪装。这样的多义被更多引当代国的道德观也不难理解——大家眼下似乎都落在一个犹疑不定的暧昧里，说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先贤在圆滑（通）之外也有不圆滑（通），在放行大众的庸常之外，对社会英士另有一套明确的纪律，几乎断然剥夺了他们的部分权益。《论语》称“小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孟子》强调“为仁不富”，提倡“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指出君子须承担重大责任义务，如果只是谋食，那当然也可以，但只能去做“抱关击柝”（打更）的小吏（见《万章下》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似乎更为苛刻，颇有侵犯权之嫌，其主张是一般大众不妨去谋财，但哲学家就是哲学家，不得有房子、土地及任何财物，连儿也不得家养私有，还应天天吃在“公共食堂（llettother）”——这差不多是派苦差和上大刑，肯定会吓晕当今世界所有的哲学系。哪个哲学系真要这么，师生们肯定会愤愤联想到纳粹集中营和中国“文革”的“改造思想”，然后一哄而散，甚至泪狂逃。

    显然，中外先贤的经验是“抓小放大”和“抓上放下”，营构一种平衡的生态结构。他们差一点说明白了的是：道德责任不应平均分配，英们既享受良好教育资源，就不可将自己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因此必须克己，必须节欲，必须先忧后乐，办事时必取道德同心圆中的相对外圆直至最大圆——此为社会等级制的重要一义。这个最大圆叫“民”或“天下”或“大家伙”都行，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部分，哪怕是少数，来承担导向的高阶道德，与低阶道德形成配套和互补，以尽可能平衡社会的堕落势能，延缓危机的到来。不无讽刺的是，一直追求平等目标的现代类，历经多次启蒙和革命，至今未能实际上取消权力和资本的等级制，却首先打掉了道德责任等级制。一直勤奋好学酷文明的现代类，在百般崇敬中外先贤之后，对他们的重要忠告却悄悄闪过。对自我道德要求的狂踩和群殴，首先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的英领域而不是底层民间，成为不太久之前媒体上的真实故事。法制也使英们更多受惠。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号下，他们终于得见天，解除了柏拉图、孔子那一类糟老强加的额外义务，“砖（专）家”和“教兽（授）”——特别是戴上官帽和握有权的一窝蜂抢先致富，而且更有条件去调动司法资源，为自己的恶行免责；也有更多的话语资源，把自己的恶行洗白。

    这才是们忧心于道德重建的主要现实背景。

    利己是动物学的一条硬道理——承认这一点无需太多智慧。同样需要一点智慧的提醒是：类是一种特殊动物，一旦有了文化和文明，就有了个体和群体的双重。拉丁词person（），其字面原义是“传声”、“声向”，已标注了的互联特征，甚至半社会主义的倾向。离群索居的成长，对于乌或狗熊或有可能，对于却不可能。这用不着危机下团结奋争的场景来证明，想一想无时不在的语言文字就够了——没有这一公共成果，一个野更接近于猴子。

    个体——这东西有形、易见、好懂，而群体则有点抽象，就像砖瓦什么的好懂，房屋结构原理却不大好懂。但如果世界上没有房子，砖瓦就只会是泥土，永远不会成为砖瓦。这里有一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整体使n型部分（比如泥土）演变为n型部分（比如砖瓦）的道理。们总是太依赖直观，容易看到有形物而忽略其他，因此惦记一下群体关系，惦记一下义，并非特别容易。把中东炸弹和贵州失学少年想象成自己的家事，更是让很多觉得不可思议。历史上一次次出现的价值观迷茫，即荀子说的“利克义者为世”，差不多就是一种类紧急解散的状态，一种砖瓦们齐刷刷要求从房屋退回泥土的冲动，每个从n型部分退回n型部分的冲动。

    有些问题很朴素：为什么不能当犹大？为什么不能当希特勒？为什么当权者不能家天下？为什么不能弱强食欺男霸？为什么需要权、公正、自由、平等以及社会福利？为什么不能做假药、毒酒、细菌弹、文凭工厂、馒以及儿童色片？……如果利己成为唯一兴奋点，如果“利益最大化”无所限制，那么这一切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某个夜静之时，击很多的难为或者脑缺弦，是迟早的事。并没有特别坚实的理由来支持否定结论，来推论你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这是理主义的最大系统漏，逻辑帮不上忙的地方。

    接下来的事是，如果大家都不再难为和脑缺弦，如果们都把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生真谛看了个底儿透，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考虑到法治体系并非由机器组成，心势必带来世，一旦自净装置弃用，社会凝结机能减弱，每个对每个的隐形世界大战就开始了，直至官贪民刁而且越来越多的身份高危化——从矿工到乘客，从食客到医生，从裁判到警，从乞丐到富翁，从税务局到幼儿园。这样的事难道不是已在发生？同时发生的事，是左派或右派的政策主张也不是由火星来推行的，大家一同陷道德泥沼的结果，只能是番登台后番失灵，与民众的政治“闪婚”频，没几个不灰土脸。有时候，即便经济形势还不错，比三百年、五百年前更是强多了，但官民矛盾、劳资纠纷、民族或宗教冲突等仍然四处冒烟地高压化，一再滑向极端主义和力主义。们很难找到一种的最大公约数，来超越不同的利益，给这个易的世界降温。

    到了这个时候，文明发育动力的减弱也难以避免。理解这一点，需要知道科学和艺术虽贵为社会公器，却也常常靠逐利行为来推动，与个名望、王室赏赐、公司利润、绝色佳等密切相关，于是“包荒含秽”（程颐语）是为道——这并没有错。不过，包荒含秽并不是只有荒秽，更不是唯荒秽独贵。即便是就事功而言，某些清高者一事无成，不意味着成事者都是掘金佬，一个比一个更会掐指算钱。特别是在实用技术领域以外，在探求真理最高端而又最基础的某些前沿，很多伟大艺术是“没有用”的——想一想那么多差一点饿死的画家和诗；很多科学也是“没有用”的——想一想那些尚未转化或无望转化为产业技术的重大发现，比如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所公布的二十三个难题，还有陈景润那迷宫和绝路般的（11）。公元前五年左右的文明大炸，至今让后受惠和妒羡的思想界群星灿烂，包括古希腊和古中国的百家并起，恰恰是无利或微利的作为，以至苏格拉底孑然就戮，孔子形如“丧家犬”。十六世纪以后的又一次全球文明大跨越，时值欧洲大学尚未脱胎于学经院，距后来的世俗化运动还十分遥远。出这里的牛顿、莱布尼兹、伽利略等西方现代科学奠基，恪守诫命，习惯于祈祷和忏悔，从未享受过发明专利，不过是醉心于寒窗之下的胡思想，追求一种思维美学和发现快感而已，堪称“正其宜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急其功”（董仲舒语）的西方版。

    类史上一座座宏伟的文明高峰已多次证明：小真理是“术”，多为常所求；大真理涉“道”，多为高士所赴。大真理如阳光和空气，几乎惠及世界上所有的，惠及类至大、至、至广、至久却是无形无迹的方面，乃至在常眼里显得可有可无，因此并无特定的受益对象，难以产生换与权益，至少不是在俗利意义上的“有用”。不难理解，寻求这种大真理往往更需要苦行、勇敢、诚恳、虚怀从善等格条件，需要价值观的暖暖血温。高处不胜寒，当事不但少利而且多苦，只能是非淡泊者不，非担当者不谋，非献身者不恒，差不多是一些不擅逐利的呆子。

    一个呆子太少的时代，一个术盛而道衰的时代，我们对如火如荼的知识经济又能抱多大希望？“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师？”不久前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临终前的悬问，是提给中国的，也不仅仅是提给中国的吧？

    结论是：一种缺失了“上帝”和“民”的道德信仰是否需要、该如何建立？或者说新的“上帝”观和新的“民”观是否需要、该如何建立？——显然，如果文明可能绝处逢生，那么这一问就绕不过去。

    悠悠万事，唯世道心为大。

    2010年8月

    *最初发表于2010年《天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