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

    男子夸耀他的胜利——子夸耀她的退避。更多小说 ltxsba.top可是敌方之所以进攻，往往全是她自己招惹出来的。

    不喜欢善良的男子，可是她们拿自己当做速的感化院，一嫁了之后，就以为丈夫立刻会变成圣。

    唯独男子有开求婚的权利——只要这制度一天存在，婚姻就一天不能够成为公平易；动不动便抬出来说当初她“允许了他的要求”，因而在争吵中占优势。为了这缘故，坚持应由男子求婚。

    多数的非得“做下不对的事”，方才快乐。婚姻仿佛不够“不对”的。

    往往忘记这一点：她们全部的教育无非是教她们意志坚强，抵抗外界的诱惑——但是她们耗费毕生的力去挑拨外界的诱惑。

    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发明的。

    若是信编了故事之后就可以抽版税，所有的全都发财了。

    你向猛然提出一个问句，她的第一个回答大约是正史，第二个就是小说了。

    往往和丈夫苦苦辩论，务必驳倒他，然而向第三者她又引用他的话，当做至理名言。可怜的丈夫与朋友，不像男与男那么快。她们有较多的瞒的事。

    们真是幸运——外科医生无法解剖她们的良心。

    品评男子，仅仅以他对她的待遇为依归。会说：“我不相信那是凶手——他从来也没有谋杀过我！”

    男做错事，但是远兜远转地计划怎样做错事。

    不大想到未来——同时也努力忘记她们的过去——所以天晓得她们到底有什么可想的！

    开始经济节约的时候，多少“必要”的花费她可以省掉，委实可惊！

    如果一个告诉了你一个秘密，千万别转告另一个——一定有别的告诉过她了。

    无论什么事，你打算替一个做的，她认为理所当然。

    无论什么事你替她做的，她并不表示感谢。无论什么小事你忘了做，她咒骂你。家庭不是慈善机关。

    多数的说话之前从来不想一想。男想一想——就不说了！

    若是她看书从来不看第二遍，因为她“知道里面的节”了，这样的决不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如果她只图新鲜，全然不顾及风格与韵致，那么过了些时，她摸清楚了丈夫的个，他的弱点与怪僻处，她就嫌他沉闷无味，不复他了。

    你的建造空中楼阁——如果它们不存在，那全得怪你！

    叫一个说“我错了”，比男说全套的绕令还要难些。

    你疑心你的妻子，她就欺骗你。你不疑心你的妻子，她就疑心你。

    凡是说“怎样怎样”的话，因为是俏皮话，单图俏皮，意义的正确上不免要打个折扣，因为各有各的脾气，如何能够一概而论？但是比较上是可以一概而论的，因为天下风俗习惯职业环境各不相同，而大半总是在户内持家看孩子，传统的生活典型既然只有一种，个的习虽不同也有限。因此，笼统地说“怎样怎样”，比说“男怎样怎样”要有把握些。

    记得我们学校里有过一个非正式的辩论会，一经涉及男问题，大家全都忘了原先的题目是什么，单单集中在这一点上，七嘴八舌，嬉笑怒骂，空气异常热烈。有一位士以老新党的吻侃侃谈到男子如何不公平，如何欺凌子——这柔脆的，感丰富的动物，利用她的感来拘禁她，迫她作玩物，在生存竞争上子之所以占下风全是因为机会不均等在男的论战中，永远是来这么一套。当时我忍不住要驳她，倒不是因为我专门喜欢做偏锋文章，实在是听厌了这一切。一九三年间学生们手一册的《玲珑》杂志就是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因为男子都是“心存不良”的，谈恋固然危险，便结婚也危险，因为结婚是恋的坟墓这些话我们耳熟能详，男的话我们也听得太多了，无非骂子十恶不赦，罄竹难书，惟为民族生存计，不能赶尽杀绝。

    两方面各执一词，表面上看来未尝不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的确是小儿，矫，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正经虽然痛恨，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的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聪明的对于这些批评并不加辩护，可是返本归原，归罪于男子。在上古时代，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子的拳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之道。子的劣根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还抱怨些什么呢？

    的缺点全是环境所致，然则近代和男子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何以常常使失望，像她的祖母一样地多心，闹别扭呢？当然，几千年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掉的，只消假以时可是把一切都怪在男子身上，也不是彻底的答复，似乎有不负责任的嫌疑。“不负责”

    也是男子久惯加在身上的一个形容词。《猫》的作者说：“有一位名高望重的教授曾经告诉我一打的理由，为什么我不应当把看得太严重。

    这一直使我烦恼着，因为她们总把自己看得很严重，最恨家把她们当做甜蜜的，不负责任的小东西。“假如像这位教授说的，不应当把她们看得太严重，而她们自己又不甘心做”甜蜜的，不负责任的小东西“，那到底该怎样呢？

    “她们要家把她们看得很严重，但是她们做下点严重的错事的时候，她们又希望你说‘她不过是个不负责任的小东西。’”

    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是不行的。

    名小说家尔德斯。赫胥黎在《针锋相对》一书中说：“是何等样，就会遇见何等样事。”《针锋相对》里面写一个青年妻子玛格丽，她是一个讨打的，天生的可怜。她丈夫本是一个相当驯良的丈夫，然而到底不得不辜负了她，和一个际花发生了关系。玛格丽终于成为呼天抢地的伤心了。

    诚然，社会的进展是大得不可思议的，非个所能控制，身当其冲者根本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追溯到某一阶段，总免不了有些主动的成份在内。像目前世界大局，类逐步进化到竞争剧烈的机械化商业文明，造成了非打不可的局面，虽然奔走呼号闹着“不要打，打不得，”也还是惶惑地一个个被牵进去了。的确是没有法子，但也不能说是不怪类自己。

    有说，男子统治世界，成绩很糟，不如让位给，准可以一新耳目。这话乍听很像是病急投医。如果是君主政治，武则天是个英主，唐太宗也是个英主，碰上个把好皇帝，不拘男，一样天下太平。君主政治的毛病就在好皇帝太难得。若是民主政治呢，大多数的的自治能力水准较男子更低。而且国际间闹是非，本来就有点像老妈子吵架，再换了货真价实的，更是不堪设想。

    叫来治国平天下，虽然是“做戏无法，请个菩萨”，这荒唐的建议却也有它的科学上的根据。曾经有预言，这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摧毁我们的文明到不能恢复原状的地步，下一期的新生的文化将要着落在黑种身上，因为黄白种在过去已经各有建树，惟有黑种天真未凿，力未耗，未来的大时代里恐怕要到他们来做主角。说这样话的，并非故作惊之论。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的确足以裆嗽气。常常被斥为野蛮，原始。类驯服了飞禽走兽，独独不能彻底驯服。几千年来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在那里培养元气，徐图大举？

    权社会有一样好处——比男较富于择偶的常识，这一点虽然不是什么高的学问，却与类前途的休戚大大有关。男子挑选妻房，纯粹以貌取。面貌体格在优生学上也是不可不讲究的。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可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同时也注意到智慧健康谈吐风度自给的力量等项，相貌倒列在次要。有说现今社会的症结全在男子之不会挑拣老婆，以至于儿没有家教，子孙每况愈下。

    那是过甚其词，可是这一点我们得承认，非得要所有的婚姻全由子主动，我们才有希望产生一种超的民族。

    “超”这名词，自经尼采提出，常常有引用，在尼采之前，古代寓言中也可以发现同类的理想。说也怪，我们想象中的超永远是个男。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超的文明是较我们的文明更进一步的造就，而我们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还有一层；超是纯粹理想的结晶，而“超等”则不难于实际中求得。在任何文化阶段中，还是。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把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

    即在此时此地我们也可以找到完美的。完美的男就稀有，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的男子可以算做完美。功利主义者有他们的理想，老庄的信徒有他们的理想，国社党员也有他们的理想。似乎他们各有各的不足处——那是我们对于“完美的男子”期望过的原故。

    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比完美的男更完美。同时，一个坏往往比一个坏男坏得更彻底。事实是如此。有些生意完全不顾商业道德而私生活无懈可击。

    反之，对没良心的也有在他方面认真尽职的。而一个恶毒的就恶得无孔不。

    超是男的，却带有的成分。超与不同。超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是广大的同，慈悲，了解，安息。像大部份所谓知识份子一样，我也是很愿意相信宗教而不能够相信。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

    “大勃朗”是我所知道的感最的一出戏，读了又读，读到第三四遍还使心酸泪落。奥涅尔以印象派笔法勾出的“地母”是一个，“一个强壮，安静，感，黄发的，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健康，房丰满，胯骨宽大。她的动作迟慢，踏实，懒洋洋地像一兽。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沉的天的骚动。她嚼着香糖，像一条圣的牛，忘却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

    她说话的吻粗鄙而热诚：“我替你们难过，你们每一个，每一个狗娘养的——我简直想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去，你们这一大堆，死你们，仿佛我给你们带了一种新的麻醉剂来，使你们永远忘记了所有的一切。（歪扭地微笑着）但是他们看不见我，就像他们看不见彼此一样。而且没有我的帮助他们也继续地往前走，继续地死去。”

    死了，葬在地里。地母安慰垂死者：“你睡着了之后，我来替你盖被。”

    为在世，总得戴个假面具。她替垂死者除下面具来，说：“你不能戴着它上床。要睡觉，非得独自去。”

    这里且摘译一段对白：“勃朗　（紧紧靠在她身上，感激地）土地是温暖的。

    地母　（安慰地，双目直视如同一个偶像）嘘！嘘！（叫他不要做声）睡觉罢。

    勃朗　是，母亲。等我醒的时候？

    地母　太阳又要出来了。

    勃朗　出来审判活与死！（恐惧）我不要公平的审判。

    我要。

    地母　只有。

    勃朗　谢谢你，母亲。“

    死了，地母向自己说：“生孩子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生出死亡来？”

    她又说：“春天总是回来了，带着生命！总是回来了！总是，总是，永远又来了！——又是春天！——又是生命！——夏天，秋天，死亡，又是和平！（痛切的忧伤）可总是，总是，总又是恋与怀胎与生产与痛苦——又是春天带着不能忍受的生命之杯（换了痛切的欢欣），带着那光荣燃烧的生命的皇冠！

    （她站着，像大地的偶像，眼睛凝视着莽莽乾坤。）“

    这才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不过是个古装美，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赤了脚，半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

    再往下说，要牵宗教论争的危险的漩涡了，和男论争一样的激烈，但比较无味。还是趁早打住。

    纵有千般不是，的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可的实在是真可。在某种范围内，可的品与风韵是可以用工培养出来的，世界各国各种不同样的淑教育全是以此为目标，虽然每每歪曲了原意，造成像《猫》这本书里的太太小姐，也还是可原恕。

    取悦于的方法有许多种。单单看中她的身体的，失去许多可珍贵的生活趣。

    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一九四四年三月）

    走！走到楼上去！

    我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个拖儿带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哀恳道：“走到哪儿去呢？”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走！

    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

    中国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的印象。报上这一类的寻广告是多得惊：“自汝于十二晚九时不别而行，祖母卧床不起，母旧疾复发，阖家终以泪洗面。见报速回。”一样是出走，怎样是走到风地里，接近月山川，怎样是走到楼上去呢？根据一般的见解，也许做花瓶是上楼，做太太是上楼，做梦是上楼，改编美国的《蝴蝶梦》是上楼，抄书是上楼，收集古钱是上楼（收集现代货币大约就算下楼了），可也不能一概而论，事实的好处就在“例外”之丰富，几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个别分析的必要。其实，即使不过是从后楼走到前楼，换一换空气，打开窗子来，另是一番风景，也不错。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点很值得思索一下。我喜欢我那出戏里这一段。

    这出戏别的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很愉快，有悲哀，烦恼，吵嚷，但都是愉快的烦恼与吵嚷。还有一点：这至少是中国的戏——而且是热热闹闹的普通的戏。如果现在是在哪一家戏院里演着的话，我一定要想法子劝您去看的。可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演得成。现在就拟起广告来，未免太早了罢？

    到那一天——如果有那一天的话——读者已经忘得净净，失去了广告的效力。

    过历年之前就编起来了，拿去给柯灵先生看。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真是感谢柯灵先生的指教，一次一次地改，现在我想是好得多了。但是编完了之后，又觉得茫然。据说现在闹着严重的剧本荒。也许的确是缺乏剧本——缺乏曹禺来不及写的剧本，无名者的作品恐怕还是多余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垄断的形，但是多少有点壁垒森严。若叫我挟着原稿找到各大剧团的经理室里挨户兜售，未尝不是正当的办法，但听说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非得有从中介绍不可。我真不知道怎样进行才好。

    先把剧本印出来，也是一个办法，或者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说句寒伧的话，如果有谁改编改得手滑，把我的戏也编了进去呢？这话似乎是小气得可笑，而且自以为“希弗煞”，然而以小之心，度君子之腹，却也有可原。

    一个，恋恋于自己的字句与思想，不免流于悭吝，但也是常罢！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香港的海的时候，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后来在一本英文书上看见同样的譬喻，作者说：可以把婆罗洲的海剪下来当作明信片寄回家去，因为那蓝色蓝得如此的浓而呆。——发现自己所说的话早已让说过了，说得比自己好呢，使爽然若失，说得还不及自己呢，那更伤心了。

    这是一层。况且，戏是给演的，不是给读的。写了戏，总希望做戏的一个个渡生气给它，让它活过来，在舞台上。家总想着，写小说的，编出戏来必定是能读不能演的。我应当怎样去克服这成见呢？

    写文章是比较简单的事，思想通过铅字，直接与读者接触。编戏就不然了，内中牵涉到无数我所不明白的纷歧复杂的力量。得到了我所信任尊重的导演和演员，还有“天时，地利，和”种种问题，不能想，越想心里越了。

    沿街的房子，楼底下不免嘈杂一点。总不能为了这个躲上楼去罢？

    （一九四四年四月）

    有同车这是句句真言，没有经过一点剪裁与润色，所以不能算小说。

    电车这一坐着两个洋装子，大约是杂种罢，不然就是葡萄牙，像是洋行里的打字员。说话的这一个偏于胖，腰间束着三寸宽的黑漆皮带，皮带下面有圆圆的肚子。细眉毛，肿眼泡，因为脸庞的上半部比较突出，上下截然分为两部。她道：“所以我就一个礼拜没同他说话。他说‘哈罗’，我也说‘哈罗’。”她冷冷地抬了抬眉毛，连带地把整个的上半截脸往上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气是倔强的。是我有理的时候，我总是倔强的。”

    电车那一也有个说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恋而是儿子。因为这是个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太太，梳个乌油油的髻，戴着时行的独粒漆红耳环。听她说话的许是她的内侄。她说一句，他点一点，表示领会，她也点一点，表示语气的加重。她道：“我要翻翻行，伊弗拨我翻。难我讲我铜钿弗拨伊用哉！格子拉电车，我教伊买票，伊哪哼话？‘侬拨我十块洋钿，我就搭侬买！’坏伐”这里的“伊”，仿佛是个不成材的丈夫，但是再听下去，原来是儿子。儿子终于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亲：“伊爸爸一定要伊跽下来，‘跽呀，跽呀！’伊定规弗肯；‘我做啥要跽啊？’一个末讲：”定规要依跽。跽呀！跽呀！‘难后来伊强弗过咧：’好格，好格，我跽！‘我说：“我弗要伊跽。我弗要伊跽呀！’后来旁边讲：价大格，跽下来，阿要难为，难末喊伊送杯茶，讲一声：”姆妈覅动气。‘一杯茶送得来，我倒’叭！‘笑出来哉！“

    电车上的使我悲怆。一辈子讲的是男，念的是男，怨的是男，永远永远。

    （一九四四年四月）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孩子，生得美，有许多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青，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的桃树下，那年青。

    于千万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一九四四年四月）

    论　写　作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说：“做文章，开一定要好，起起得好，方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我们大家点领会。她继续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我们早已哄堂大笑。

    然而今天，当我将一篇小说写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终于摇摇撕毁了的时候，我想到那位教师的话，不由得悲从中来。

    写作果然是一件苦事么？写作不过是发表意见，说话也同样地发表意见，不见得写文章就比说话难。古时候，纸张笔墨未经发明，名贵的记录与训诲，用漆写在竹简上，手续极其累赘麻烦，们难得有书面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作风方面力求其简短含蓄，不许有一句废话。后来呢，有了纸，有了笔，可以一摇而就，废话就渐渐多了。到了现在，印刷事业发达，写文章更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不必郑重出之。最近纸张缺乏，上海的形又略有变化，执笔者不得不三思而后写了。

    纸的问题不过是暂时的，基本问题还是：养成写作习惯的，往往没有话找话说，而没有写作习惯的，有话没处说。我并不是说有许多天才默默无闻地饿死在阁楼上。比较天才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一般的说来，活过半辈子的，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也许是至理名言，也许仅仅是无足重轻的一句风趣的诨，然而积少成多，究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项损失。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太太，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对于老年的脱发有极其微的观察。

    她说：中国老太太从前往往秃，现在不秃了。老太爷则反是，从前不秃，现在常有秃的。

    外国老太太不秃而老太爷秃，为什么呢？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结论：旧时代的中国梳着太紧的发髻，将发痛苦地往后拉着，所以易秃。男子以前没有戴帽的习惯，现在的中国男子与西方一般的长年离不开帽子，戴帽于发的健康有碍，所以秃的渐渐多了。然则外国也戴帽子，何以不秃呢？外国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压在眉心，忽而钉在脑后，时时改变位置，所以不至于影响到皮的青春活力。

    诸如此类，有许多值得一记的话，若是职业文所说，我就不敢公然剽窃了，可是像他们不靠这个吃饭的，说过就算了，我就像拾垃圾一般地拾了回来。

    职业文病在“自我表现”表现得过度，以致于无病呻吟，普通则表现得不够，闷得慌。年纪青的时候，倒是敢说话，可是没有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说出话来有相当份量，谁都乐意听他的，可是正努力地学做，一味地唯唯否否，出言吐语，切忌生冷，总拣那烂熟的，云亦云。等到年纪大了，退休之后，比较不负责任，可以言论自由了，不幸老年总是唠叨的居多，听得不耐烦，任是理的话，也当做耳边风。这是生一大悲剧。

    真是缺乏听众的，可以去教书，在讲堂上海阔天空，由你发挥，谁打呵欠，扣谁的分数——再痛快也没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请吃饭，那家就不能不委曲一点，听你大展鸿论，推断世界大战何时结束，或是追叙你当年可歌可泣的初恋。

    《笑林广记》里有一个，专好替写扇子。这一天，看见朋友手摇一把白摺扇，立刻夺过来要替他写。那朋友双膝跪下。他搀扶不迭道：“写一把扇子并不费事，何必行此大礼？”

    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写，我是求你别写。”

    听说从前有些文为所忌，给他们钱叫他们别写，像我这样缺乏社会意识的，恐怕是享不到这种福了。

    李笠翁在《闲偶寄》里说：“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彀之法。开卷之初，当有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之，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遽别，此一法也。”又要惊，眩，又要哄，媚，稳住了，似乎是近于妾之道。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讨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