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陌生人（韩少功文集）

    那一天下雨，他对黎的雨天和林荫道由衷赞美，于是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和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统统污染含毒，相信中国即将经济崩溃而且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都要厌恶中国，虽然他侨居十载还说不好法语，只能在华区混生活。

    我理解这样的谈话。他必须夸张，必须在我这个同胞面前夸张，否则他怎么能为自己十年穷困漂泊做出解释？怎么能为自己放弃专业前景找一个合适理由？

    我对中国的很多事也极不满意，甚至怒火冲天，但不愿意迁就谣言。我不愿意把谣言当批评，也不愿意用同样夸张的手法为中国争体面，以便让自己也沾沾光，使自己在国内的子变得顺理成章一些。用背景给演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的评比活动，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更重要的，我明白他的表达并不是他的全部。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白警官对他结结的外语勃然大怒，当白雇主把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摔出桌外，当那些贩婴杀婴和污染含毒一类传闻不是被他描述而是在白们的报纸上炒，并且引来他们对所有黄脸无比怜悯和惊疑（这样的时候即便不多但一定会有），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已经取得了绿卡，但那一个小本还未烙上他的度感，并不能让他的生命从再来。他也许会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差地对黎富区吐水，在白同事那里瞎吹中国的气功、美食、孙子兵法，在电视机前为中国运动员任何一次夺冠大叫大喊，甚至还会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或者不愿听父亲说中文而跳如雷，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走来走去一泄胸中恶气。

    在那样的时候，他是谁？

    文化ntty，即文化认同，或者文化身份的确定，也许是一个来源于移民的问题，是文化汇和融合所带来的困惑。当异域在船的海平面浮现，当超音飞机呼啸着大大略去了空间距离，文化与地域、种族以及肤色的传统链接，立刻出现了动摇。们走出乡，走出县，走出省，走出国界，越来越习惯把童年和祖母的方言留在远方。几乎没有一种文化还能纯粹，也没有任何一个还能固守自己纯粹的文化之根。传教士、商、黑、远征军、难民、留学生、旅游者、跨国公司……他们一直在或或浅地率先接受文化嫁接，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一片片文化环境。

    移民在剧增，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未来无疑更是一个大移民世纪，是一个路上多拥挤和行色匆匆的世纪，是生活不断从登机和候车室开始的世纪。文化认同正成为一个时代的政治事件，正成为旅途上一件越来越沉重的心理行装。即便没有移民局官员作身份甄别，很多也会在心中升起一个恍恍惚惚的疑问：我是谁？

    欧美主流文化崇尚个至上，却一个劲时兴着类属认同，即划线站队的ntty，当然很有意思。这不是什么庸自扰的怪念。同样作为分类学的好者，中国也把“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一类用作贬义词，显示出对混杂状态的普遍恐惧，显示出对某种本原和单质的习惯好。你不可能什么都是，没有权利什么都是。冷战结束后的民族主义冲突，更使一些学找到了新的营生和新的题材，更愿意把一场文化差异的大清查当作新兴知识产业，强迫们在分类目录面前自报出身和接受检查，非此即彼地选择自己的归属——这种热闹事态的背景，是美国学者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是德、英等西方国家排斥和限制外来移民的喧嚣，连法国这样的权思想原产地，中左力量也无法阻止国会通过歧视移民的最新法案。

    困难在于：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也不应该轻易化约，但文化身份被太当成一回事的时候，也许就掩盖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当今之已大多程度不同地进了文化多重状态。一个，可能是语言上的塞尔维亚，却是血缘上的克罗地亚；是宗教上的阿拉伯，却是生意上的以色列；是衣着上的北尔兰，却是文学上的英格兰；是家庭伦理上的中国，却是法则上的法国；是饮食上的本，却是足球上的阿根廷；是聊天时的四川，却是购物时的香港；是政治生活中的北京，却是影视消费上的洛杉矶；甚至是这间房里的这一个却是那间房里的另一个，是这个小时的这个却是下一个小时的另一个……这一个个多边形和多面体，这些数不胜数的文化混血杂种，怎样划线站队？即便这杂种与那杂种之间还有很多差别，但不论强国的民族主义还是弱国的民族主义，派发标签的出身政审意味是否有些率不智？

    l·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病医生们把一个的多个“自我”当作分裂症特征。在他看来，一个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如果说这种况与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唯一的区别在于，病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成一团，不能像正常做到的那样接有序和按部就班，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的文化多重的状态。我那位黎熟面对白和面对同胞的不同文化反应，其实不是什么反常，将其看作不同自我的随机转换，大体符合托马斯笔下的健康标准，并无出格和危险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都是自己“熟悉的陌生”，我既是我，也是你，也是他，甚至是一切称谓格，是一个复数化存在。如佛祖曰：众生即我，我即众生。

    除了地理意义上的移民，隐喻化的“移民”大概是我们每一个的命运。这里有时间的“移民”：一般来说，年轻容易激进，只是当更年轻一代在身后咄咄地成长起来以后，他们曾百般轻蔑和攻击过的卫道保守，很可能逐渐移他们多皱的面庞和四方八正的步态，包括欲减退之后，其解放躁动很可能易为对义的持守。这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过是格在岁月航程中停靠在不同港湾。每想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过于认真地对待年长型的傲慢，总是想象他们在更年长的一代面前，对同类傲慢的不满可能不会比我更少。我也不愿过于认真对待年少型的轻狂，总是想象他们在更年少的一代面前，很快就会失去轻狂的本钱，也许将很快在时间魔术之下重返平实。一切适龄的心理表，即便不是虚假，也不是真实的全部。

    还有知识的“移民”。一个求知者可能要读很多书，在知识版图上频繁流。特别是在资讯发达和文化多元的时代，知识炸总是在们心中过多累积和叠加文本，在们感和思想的面前设置出过于混和歧异的路标，让有点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常看到这种况：昨天还是坚定的国粹派，今天就变成了激烈的西化派；今天是振振有词的经验主义者，明天可能成了若悬河的理想主义者。这种变化，可能是对现实演变的及时回应或者智力发育过程中的合理更新，但事在很多况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有时候一个知识者赞成什么，仅仅取决于他能够说上些什么，取决于他碰巧读了个什么学位或者近来偶尔读到一本什么书。如同他哼哼哟哟地生出什么病，取决于街出售什么药片。他们不是什么现代派，只是“读书现代派”；他们不是新儒家，只是“信息新儒家”。他们是一些现买现卖的知识贩子，因此很难保证他们不在另一种时兴药片的吸引之下，很快折腾出另一副病容。

    还有地位以及各种利益区位的“移民”。非圣，只要活着便有利欲不绝，故社会存在制约社会意识，在利益分配格局里的偶然定位，常常成为感和思想的重要牵引。一个在单位受宠，可能会当秩序党；到社会上受压，则可能参加造反派，“文革”中诸多“内保外造”或“内造外保”的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供职于电厂的可能盼望电力涨价，供职于铁路行业的可能对高电价愤愤不已，这也是生活中的寻常。指挥脑袋，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虽然这种描述曾被机械运用，虽然这种逻辑在阶级之外也适用于行业、民族、别等其他领域，然而作为或然社会规律之一，其合理内核大概不应被我们盲视。当法国学者m·福柯在话语和权利之间建立一种相关，在很多看来，他不过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重申了对知识中立、客观、普适的怀疑，复活了们对利益的敏锐嗅觉。我们无须承认利益决定一切，但如果嗅不出各种学术和知识的间烟火味，就不免失之天真。很多的立场变化，就是这样发生的。比方说，一旦发现我们正在理解自己曾经不能理解的东西（如官僚的专横），正在热衷自己曾经不愿热衷的东西（如流氓的玩世），正在嫌恶自己曾经不会嫌恶的东西（如进城农民工的土气或者归国学子的洋气），我们是否应该萌生一种警觉，把这一切疑为我们利益区位变更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凭什么可以把这种变更看作自由独立的抉择，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变局对我做出的一次临时抛掷？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恒定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也决非意守丹田时体内的一片澄明。我们像一些棋盘上的棋子，行游不定，动如参商，但我们常常在一些临时抛掷落点停下来，然后断言这就是我，是自己的本原和终极。

    很久以来，我困惑于无法了解自己和他。热而漫的八十年代一眨眼就结束了，很多的救世诗一旦受挫，一旦发现自己投身的改革不是明星速成班，不是周末欢乐派对，很快就聪明地掉而去。九十年代的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生信条，灵魂在物质生存的底片上曝光，在无无圣的时代加速器里裂变。于是刚在广场上缠布条喊号的民主青年，转眼就敲开了高官的后门，用谄笑和红包来换取特权批文，以便自己赚一笔大钱。他知道号和利润应该分别安放在什么地方。另一个刚刚在讲坛上悲容满面痛斥世俗的诗，转眼就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痛苦失眠。这次误会不过是：一个陌生把他当作电工吆喝了一声，居然不知道他是堂皇诗，理应加以膜拜。比起他所轻蔑的众多俗来说，他还要难侍候百倍。

    当“”需要侍候，当“民主”成为表演，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一个个新派物刚刚“道”过，“启蒙”过，“存在主义”过，只要初涉商海，初尝老总的美味，就可以技巧纯熟地欺压雇员并且公开宣布自己就是向往“希特勒”——比他们抗议过的官场腐败还要腐败得更彻底、更直露、更迅速。

    每一次社会动之冲刷过去，总有一些对的诘问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暗夜里闪光。一位作家说过，一个刚愎自用的共产主义者，最容易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反共产主义者。这种政见易改而本难移的感想，也许就是很多面对社会的变化，不愿意轻易许诺和轻易欢呼的原因。与此相反，一切急功近利者更愿意谈制度和主义，更注重观点和立场，包括用“阶级”、“民族”、“宗教”、“文化认同”一类大标签，在群中进行分门别类。翻翻手边各种词典、教材以及百科全书，无论其编撰者是中共党史专家还是英国牛津教授，他们给历史物词条的注释大多是这样一些话：叛徒，总统，公爵，左派，福特公司的首创者，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六四年普利策奖得主，指挥过北非战役，著名的工联主义活动家，如此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文本里，只是政治和经济的符号、伟业的工具，他或者她是否“刚愎自用”的问题，纯属无谓小节，几乎就像一个是否牙痛和便秘的闲话，必须被“历史”视而不见。

    捷克作家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主公面临着另一种历史：他的儿子带来了一位民主斗士，把一张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联名信放在他面前，希望他勇敢地签名。他当然赞成这种呼吁的内容。他因反抗侵当局已经丢了饭碗，也不可能还有什么更坏的结果。但他断然拒绝：“我不签。”导致这一拒绝的只是一个小节：对方的胁迫姿态就像当时墙上的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一个士兵直愣愣地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一九六八年捷克诸多自由士发起“两千上书”的改革造势，就用了这张画，题为：“你还没有在两千上书中签名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前苏联军队侵，当局清查和迫害这些自由士，同样是用了这张画，满街都张贴着向们的目光和食指，连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上书中签过名吗？”

    如果历史学家们来描述这件事，很可能只会注意联名信上的字迹，那里没有这位主公的位置，而这个空白当然是一种耻辱。但这位主公宁愿放弃所谓大义，宁愿被同胞们目为怯懦和附逆，也不愿在这样的指下签名——何况这种签名明摆着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他看不出以指相的专制当局和同样以指相的民主斗士有什么不同。

    那个小小的指无法进历史，却无法被昆德拉忘记。作为一位读者，我同样无法忘记的问题是：谄媚在广场和谄媚在官府有太大的不同吗？虚荣的诗和虚荣的商有太大的不同吗？轻浮的左派和轻浮的右派有太大的不同吗？矫的前卫和矫的复古有太大的不同吗？……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不会不明白制度和主义的重要，但也不应忘记制度和主义皆因而生，由而行，因此可能被的弱点所侵蚀。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也不会不经常在盟友那里感受到震惊和失望，如果他愿意的话，也不会不经常在敌营那里发现意外的温暖，包括在某一个表和某一个动作中相互会心的可能。

    这样的经验渐渐多了以后，我不再有划线站队的兴趣。我赞成过文化“寻根”，但不愿意当“寻根派”；我赞成过文学“先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主派”的说法十分刺耳；我一直主张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文”，但总觉得“文”如果成为号，如果带来某种串通纠合和党同伐异，那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疑，一旦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齐步走，的复杂就会成为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危险的历史谎言。

    “马太效应”是经济学家们的术语，典出基督教的《马太福音》，指越是穷越少挣钱的机会，越是富就越有生财的空间，两方面都呈极化发展。其实，这种极化或者极端化现象并不限于经济活动。一个说话风趣的，总是得到更多喝彩鼓励，得到更多大家出让的说话机会，于是一张嘴越说越顺溜，越顺溜就越可能风趣。一个左派士，总会有很多同道者为伍，形成一个信息共享网络，左派观点所需要的现实根据和理论资源也就源源不断。一旦这个网络出现了对外屏蔽，局中不左得登峰造极，倒会成为反常结果。

    极端化的逆过程是匀质化——这种现象其实也不少见。一个高明的创意产生了，一定会有很多的模仿和学习，直到最后大家终于千部一腔共同平庸。一个若表现出特别的才华，也可能引来周围的红眼病，群起而攻，群起而毁，最后是出的椽子先烂，直到大家放心地彼此彼此一拉平。还有力带来力的报复，谋带来谋的抵抗，其起因虽可另说，但以毒攻毒和以牙还牙的结果，常常是冲突双方的手段和风格越来越趋同，即便其中一方曾经代表正义，但也在相互复制的过程中，与自己的敌手越来越像一回事。

    极端化也好，匀质化也好，悄悄改变着我们而不为所察。而这两种过程常常互为因果，互为表里，成为们复杂的互动轨迹，织出一幕幕令眼花缭的间悲喜剧。特别重要的是，这两种过程都显示出的社会：不是孤立的个，不是个的自由选择。十八世纪科学家d·霍夫斯塔特通过对一些蚁群兴衰的研究，用他那令目眩的“蚂蚁赋格曲”，揭示出一只单独的蚂蚁，与生活在蚁群中的同一只蚂蚁，完全不是一回事，其属和功能有极大的差别。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整体也使各个局部刻地异变。这就是具有哲学革命意义的“整体效应”说和“大数规则”说——可惜还被很多文学者漠视。一个与世隔绝的，与一个同他者发生关系的，处于群整体和群大数中的，完全不可同而语。前者没有文明，后者会有文明，因此文明只是社会的增生物。我们即便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里天马行空，也没法成为一枚绝缘棋盘的棋子，逃脱社会对我们的塑造。我们这些形蚂蚁生息在家庭、公司、社区、种族、阶级、国家以及各种共同体“大数”里，与他相分而极端化，与他相同而匀质化，碌碌乎而不知所终，却有了文明的收益和代价。

    说到这一点，是因为八十年代以来个主义在中国复兴，作为对“文革”噩梦的报复，权威专制所取消的个欲望和个差异，重新受到了们的重视。这种鲜血换来的解放至今使我们受益。个首先回到了诗歌里，然后回到了辞职书上，回到了旅行袋中，回到了如火如荼的私营企业那里。当然，个有时候也会成为过于时髦的宣言。一个作家在会上说：“艺术家的眼里从来没有社会，我只写我自己。”另一个评论家说：“除了我的真实，难道还有别的什么真实？”

    我猜测这些们争相独立的解散令只是一种绪，只是绪之下的辞不达意，不必过于认真地对待——这种连自由派主将哈耶克也力图避开的“原子”个主义并不让我失望，我失望的只是这些如果不借助一些花哨修辞，常常在三句话以后就没法往下说——而我一次次等待着他们的下回分解。作家要写真实，写个，写欲望，这都很对，但有一个也许很傻的问题：写哪一种欲望？哪一种欲望才算得上真实和个？才算得上毫无社会污染的绝对天然？这种态度，起码无法区分原始伦而文明敬亲的欲望，无法区分唐代乐肥而宋代好瘦的欲望，无法区分有些吸毒而有些品茗的欲望，无法区分有些田园渔樵而有些功名将相的欲望。所有这些区别是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还是文化训练和社会塑造的结果？

    在另一方面，个的千差万别，可以证明权威专制的不合法，却不能证明的社会是一种虚构，不能证明这些差别是取决于基因或天意的某种物。因为这些差别不是整体解散的结果，恰恰相反，是整体组合的产物，是整体充满着活力的证明。任何物质在非组织状态下只可能松散、匀质、彼此雷同、整齐划一，如同月球表面的景观，而生物多样正好是它们被组织在某个统一系统里的特征，是诸多个体互相滋养、互相激发、互相支撑、互相塑造的水到渠成。事实上，对个差别的尊重和保护，不是一个在月球上的自我折腾，恰恰相反，它明白无误地受动于社会并且反过来参与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整体意味着个活在整体之中，不仅表现为旗帜、令以及队列，更重要的，它只有通过造就个体差异才得以体现；个别则意味着整体活在个之中，不仅表现为有些的遗世独立，悲泪独饮，玄机独悟（包括触摸自己的皮囊对社会概念百般迷惑），更重要的，它的丰富内涵只有随着们从中译出种种社会密码，才可能一步步相对显现。在那个时候，作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我”是这一个马而不是那一个象的建制化过程，才可以被真正地谈论，而不是自恋者的话。

    葡萄牙诗佩索阿差不多是一位个主义者。他是里斯本的一个小职员，终身孤绝和木讷，甚至不愿意外出旅游，用他的话来说，“不动的旅游”，即躺在椅子里面向夕阳的幻想，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去世，生前写过一些诗歌和散文。但他最重要的作品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欧洲发现，并且引起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他对群体行动充满着怀疑，曾在《惶然录》里说：“革命者和改革者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是他们的一切，或者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命存在——这几乎是他们的一切。他们逃避到改变他和外部世界的向往中去。”“如果一个真正敏感而且有真正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

    用中国的话来说，他似乎注重独善而轻忽兼利，在今看来似不无偏见。我翻译的时候差一点想把这一段话漏掉，以防这种看法对中国的改革紧迫给予抹杀，对中国众多改革者有所伤害。我最终没有那样做，不仅仅是尊重原作，而且因为文字删除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他的忧虑其实也是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萨特、鲁迅等等有识之士的一贯忧虑。他们总是在维新、造反、政变、革命那里看到肮脏浮渣，字里行间难免一声叹息。很自然，在某些眼里，他们如果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就是阶级觉悟或者民族觉悟不够高的个主义者，是一些站在时代之外的可笑书生。连鲁迅也被很多左派的“隶总管”们鞭打，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我很怀疑，某些个主义者高兴得不是地方，可能把佩索阿错认为同道。这些也在嘲笑改革和革命，但他们与佩索阿相差太远。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他们的嘲笑是因为那些社会运动对他们的个利欲没法满足或满足得不够，而佩索阿的怀疑则是因为那些运动不能、或者不足以警戒们的个利欲。换一句话说，他们的个主义是一种向外贪求，佩索阿的个主义（如果这个命名是合适的话）则是一种自我承担。毫无疑问，在佩索阿看来，那些成天眼睛红红觉得天下都欠了他一笔的，那些自己从无快乐而只能对外索取利益的，正是他笔下可疑的形象，那种间邪恶的“根源”所在。

    道理很简单：自我承担纯属个事务。只有向他争夺和宣战的癖好，才需要联合乃至勾结，才需要组织乃至帮派，才需要权威乃至专制，才需要集体主义的热动员乃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集体不是个的对立物，而是个的相加和放大，是个利欲的最佳面具。如果这一过程得不到理控制，如果个利欲得不到制度化的合理安排和疏导，那么事的结果就只能是：少数将以“集体”名义中饱私囊，并且必然大力展开对“个”的无剿杀——如果那些拒绝臣服于这个“集体”的掠夺。

    这是一种从劣质个主义到冒牌集体主义的逻辑过程，是革命和改革中常见的影——但利欲恰恰是这一影的源。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佩索阿在怀疑改革和革命，不如说他在怀疑逃避个承担和各种打伙求财——不论它是否打着改革或革命的旗号。

    我很遗憾，从佩索阿引出的这个关于私欲的话题，在当今有点不合时宜。佩索阿早就死了，从狄更斯到鲁迅的思考也早已烟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们已经逐渐学会迁就现实，不再苛求社会变革既能除制度之弊，还能除心之恶。变革就是变革，只能做它能做的事。变革无须把大家带君子国。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都是发展优先和利益优先，很多更愿意把变革看作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看作“一切向钱看”的现实作。作为相应的知识生产，文教育和文学科也一直在变化，比方“”、“灵魂”、“道义”乃至“社会公正”一类词语渐稀少——有一位美国学者甚至对我说，“”这个词太有法西斯味道，充其量也只能让漫的法国或者秘的中国去玩玩，进美国学术主流一定是会让怪异。这样，主宰现代教育和学术的雅皮们，通常是一些领带打得很好的，薪水很高而且周末旅游很开心的，夹着装书兴趣广泛但表持重而且很有分寸感的。他们如果没有受雇于政治或商业机构，便身居校园，慎谈主义，尤其慎谈。他们只谈问题，特别是逻辑和功能的问题，总是把问题作实证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处理。“价值中立”的超然态度成了科学正统风范，成了主流知识分子的文明标志。在他们的推动之下，不仅被划心理咨询和医学的业务范围，不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技术化和工具化，连文学艺术也开始时兴“价值退场”的空虚和“感零度”的冷漠——作者们常常用“无奈”呵、“多元化”呵、“面对现实”呵这些含混的词，来消解和搅和一切可能的愤怒和热、抗拒与妥协。各种文本游戏散发出机械部件的寒光。

    也许，我们并没做错什么。既然科学在难题方面力不从心，我们就只能在问题悬置的前提下来谈一谈为哲学的哲学、为经济的经济、为艺术的艺术、为的——何况这些nohert（无心灵）的技术工作也能惠及于。我们避免了往理想主义者可能的退避（理想灭时）或者强制（推行理想时），成为一些称职能的知识职员，至少也可以成为一些潇洒自得的知识玩家。

    当然，问题还被谈着，只是被另外一些来谈而已。政客把当作效忠的纪律，商把当作公关的窍门。更重要的是，当科学不能为们提供理想的时候，邪教就会来提供幻象；当知识分子不能为现实提供诗的时候，各种江湖骗子就会来提供癫狂。“民圣殿派”、“奥姆真理教”一类组织乘虚而，接管了学者和作家曾经管理着的领地，在辽阔的民间开始为立法。连中国的气功和商品传销这些常世俗活动，也在迅速重建道德教条的权威，弥漫出宗教仪规和宗教组织的气息，让们觉得“文革”式的造热一不小心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当然是一个讽刺：一个科学随着航天飞机君临一切的时代，居然也成为各种迷信“大师”和“圣父”来启导生的时代，成了他们生逢其时大显身手的年月。

    我无意苛求科学。我只是想知道，科学在有些那里怎样变得没心没肺，然后怎样逐渐弱化乃至取消了直指心的批判。我只是想知道，这种技术意识形态怎样与江湖骗子们的大举重返民间实现共谋。

    当年很多烈士正被众多后在茶余饭后讪笑，而死者中的他似乎更有可笑的理由。他是一个有钱，因为新派儿子的影响，因为尖锐社会危机的触动，他决意向自己所属的阶级挑战。他把自己的好马、烟土、田地以及所有家产拿出来分配给穷，捐赠给革命军队，成为自己熟悉的陌生。

    但是他得到的回报竟是一些造反农民把他当作劣绅，当作革命的对象，给了他一颗子弹。在那个混年代，这类事故没法完全避免。

    不明不白的死，使他成了们的一个禁忌，连亲都不愿多谈这件事，而历史更有理由把他忽略。但他在遗言中还嘱咐儿子继续站在穷一边，并且在我的想象中远望河流和山峰，远望秋里枯黄色坡，流下了一滴清泪。枪声响了，很快就淹没在漫长的寂静之中。他一栽土坑的时候，他所热着的们终究没来帮上他多少忙，没有为他树碑、立传、追封或者给予特别的思念，因此他这一段故事完全成了个私事，是完全个的选择。

    他是一个果断消灭自己既得利益的富翁，是一个决然背弃了另一个自我的自我，完全违反了某些常理。就像老能够理解青年目无祖制的激进，国学家能够欣赏西学家鸣鼓而攻的智慧，一个行业的能够同另一个行业的艰辛，一个民族的能够欢呼另一个民族的幸福，他完全摆脱了在利益格局中的惯和定势，成了一个带血的异数。他的生和死，证明了个的自由选择权利。

    自由是对制约的超越，特别是对利益制约的超越，是生物进化过程中高级群类的圣标志。我经常想起电视片《动物世界》中令惊心的一幕：一只幼豹闯了野牛群，咬住了其中的一只，数以千计的野牛居然带着它们的利角一哄而散纷纷逃窜，其中当然有那垂死生命的父母和兄弟。它们不明白把牛角集中起来足以驱杀侵者，也压根儿没打算这么去做。在这种下贱的逃亡面前，我不能不向遍体血痕却仍然狂奔救子的犬类致敬，不能不向断手残足却仍然舍身护家猛扑敌阵的蜂群和蚁群致敬，不能不向刚刚倒在枪声中的那个致敬——他是，属于进化高端的群居智能生物。当他所告别的财富和他所撞上的枪都只准他那样，而他偏偏可以这样；当身边的一切关系和理解都驱使他那样，而他偏偏可以这样；在这一刻，生命体的低级法则瓦解了，社会这个庞然大物也黯然失色了——谁还能阻挡这样的个？谁能阻挡他的自由？

    我遥遥地打量这个无名的前辈，打量我在乡下得来的这一段故事，也许得感谢类社会在造就庸常的同时，也造就了迹，在危机的时刻照亮长夜，使我们不安和惊悸。我们知道他不是天外来客，只是一个普通，仍然受到种种社会制约——不过是在社会需要大义的时候，需要英雄的时候，需要忘我者来慨然救赎的时候。这种时候是类理想的复活节。和很多一样，他的个化高蹈，不过是整体利益所需的一种社会自救行动，与自私一样同属自然现象。生物学家们说，有利它行为的生命物种更能承受危机，更有强势发展的可能。生物学家们还说，一个生命系统通常具有自我修复机能，比如体在生理失衡之时，会出现白血球的突然增生，直到它的数目达到健康所必需的标准——那么众多烈士莫非就是类这一生命体所需的白血球？

    对于个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大局转危为安常常需要局部牺牲。这是一种残酷。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残酷，如果社会自我修复机能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而消失，到了那时候，类这个盘踞于地球或聚或散或伸或缩或闹或静并且已经向太空伸出了触须的庞大生命体，就只有无可避免地崩塌和腐烂。

    正因为这一点，面对当年的一声枪响，我决不会参加茶余饭后的哄笑。

    我平庸岁月里的耳膜在久久寻找那一声枪响的余音。

    1998年4月

    *最初发表于1998年《天涯》杂志，后收随笔集《而上的迷失》。